1936年冬，陕北保安，徐海东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，留下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用人故事。谈话并不长，涉及的也不是战役部署，而是一个基层将领能不能被托付重任。 徐海东当时是红十五军团的主要领导人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部队处境并不轻松，既要应付国民党军的军事压力，又要解决兵员、粮食和装备问题。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不少，真正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却并不多。 徐海东看人，往往先看战场表现。他出身湖北大悟，早年做过窑工，参加革命后长期在鄂豫皖苏区作战。由于作战果断、敢打硬仗，他在红军中威望很高。毛泽东后来评价徐海东，特别看重的正是他在困难条件下保存和发展部队的能力。 也正因为如此，徐海东对一名勇猛干练的部下格外欣赏。这个人就是张绍东。 张绍东在战斗中敢于靠前指挥，遇到危险不躲，部下也愿意跟着他冲。对一支长期处于艰苦环境中的军队来说，这样的干部很容易获得拥护。徐海东认为，打仗勇敢、能够带兵，又有一定指挥经验，若加以培养，完全可能成为一名重要骨干。 于是，他在向毛泽东谈及干部使用问题时，提到了张绍东的名字。 毛泽东没有立即肯定，反而停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个人，听说作风上有问题，不宜轻易重用。” 徐海东有些意外，便解释道：“他打仗很勇，部下也服他，若是严格教育，未必不能改。” 这场谈话的关键，不在于谁更了解张绍东，而在于两个人看干部的角度不同。徐海东更多看到的是战场上的表现，毛泽东考虑的却是一个人能否在长期斗争中守住立场。 在战争年代，勇敢是一种重要品质，却不是全部品质。一个人可以在枪林弹雨中不怕死，也可能在利益、诱惑和权力面前动摇。战场上的一时英勇，不能直接等同于政治上的可靠，更不能代替组织纪律和革命信念。 徐海东没有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彻底否定张绍东，但显然也有所保留。此后，部队建设和干部调整中，张绍东仍有表现机会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八路军迅速扩编，许多红军干部被推到新的岗位上，原有的作战能力成为重要参考。 问题也由此埋下。 1938年，张绍东与兰国清等人发生叛变，带走部分人员，企图投奔国民党方面。由于许多官兵不愿跟随，队伍很快出现分化，一部分人拒绝离队，返回原部队。叛变没有形成大规模影响，却给部队造成了严重震动。 这件事传到徐海东那里，对他的打击很大。徐海东并不是没有识人经验，他在鄂豫皖和陕北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，也处理过不少复杂局面。但这一次，他确实把战场勇气看得重了一些，把个人操守和政治立场看得轻了一些。 据相关回忆，徐海东后来曾向毛泽东作检讨，承认自己在用人问题上判断失误。毛泽东并没有借机责备，而是把重点放在部队整顿上。他所关心的，不只是一个干部出了问题，更是怎样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 红军、八路军的干部任用，从来不是单纯看谁打仗凶、谁敢冲锋。部队需要的是能够执行命令、服从组织、经受长期考验的骨干。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，部队不断扩大，新兵增多，干部来源复杂，作风和信念的重要性更加突出。 有意思的是，张绍东事件并未被简单处理成一桩个人丑闻。它后来成为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反面教材。干部要接受组织审查，战士要明白为什么拿枪，部队不能只靠个人威望维系，更不能把“弟兄义气”放在组织原则之上。 徐海东的长处是善于带兵、敢打恶仗，短处则是有时容易相信并肩作战形成的感情。毛泽东提醒“不可重用”，并不是否定张绍东的军事才能，而是认为军事才能必须受到政治立场和道德操守的约束。 后来，人民军队逐步形成了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干部原则。这个原则并非凭空出现，其中既有成功经验，也有沉痛教训。张绍东的结局，恰好说明一个道理：能在战场上立功，只能证明他有作战能力；能不能把兵权交给他，还要看他在无人监督、利益诱惑和重大选择面前如何行动。 毛泽东当年的判断，未必来自某一场战斗，而是来自对人性的长期观察。徐海东重视的是“能不能打”，毛泽东多问了一层：“这样的人，能不能把队伍带到最后？”这层区别，正是军事用人与一般识人的分量所在。 特别
